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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年余以来，曾国藩在前督师，臣在后筹饷，患难与共，休戚相关，虽士马未尽饱腾，而臣之心实已交瘁，怨诽亦所不辞。

    自臣来徐甫逾一月，后路粮饷转运，相隔渐远，每恐呼应不灵。若再逐贼出境，远驻豫省，军务大局，未必遂能有济。而各军饷需、本任公事必多贻误。

    即蒙派员接署督篆，各有责任，各有作为，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。若强争则徒失和衷，若隐忍则必分畛域。军需稍有掣肘，斯功效全无，溃败立见。臣去年折内固已言之详且尽矣。

    且臣自问本心，于一切荣利素知恬澹，若从此脱卸地方事件，专意办贼，事机可赴，神智不纷，犹可勉力报效。若因饷缺而溃，亦非朝廷所以用臣督师、望臣成功之意。臣从军数十年，稔知军情利钝之由，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，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。

    曾国藩老病侵寻，自萌退志，臣每谆切恳劝，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，即请回任筹饷，坐镇要区。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，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，若经理不得其人，全局或有震撼，与臣再四密商，迄无嘉谟可以入告。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。

    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，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。臣若至豫省边界，离江宁千余里，离苏沪千数百里，军储之调发、属吏之禀承、文牍之往返，动逾数月，未有不迟误者。

    后路根本重地，皆新复之区，又多通商口岸，设有蠢动，更难兼顾。臣反复推究事理，务求一是，纲领全在得人。

    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，须以驻扎徐州而止。应仍如曾国藩前奏，东路稍松，当回金陵，或驻清江，力筹饷运，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。

    捻逆在东，则督饬各军就近兜剿。捻若驱豫，则体察诸军之劳逸，东路之防务更番酌调，跟追前往，与鲍超、曾国荃等军会合夹击。

    刘铭传等忠勇奋发，临敌应变均尚可靠。臣随事商筹调度，似不致遽有失机。

    若皇上专责臣以讨贼，在本境可兼管地方，军需当责之何人，缺乏当如何处置，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，此必须预为筹度者也。

    至捻逆久成流寇，臣军打仗虽尚得力，而马队太少，不及贼马之多且悍；曾国藩固屡言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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